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1款。

如果要追求实质上的人格平等，就要针对现实中处处存在的身份差异作出回应，对于强势身份进行约束，对于弱势身份进行扶助，可见，实质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的实现需要通过身份差异。一旦出现社会停滞低效，就需要通过社会改革调整身份体系结构和身份流动机制，以产生社会活力与创造性。

其实，近代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追求人格平等活动所直接针对的是身份特权，身份特权与身份等级结构的凝固化否定了人格平等，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应该是反对身份特权而非身份本身。[liii]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80-381页。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人格平等的重要作用在于阻止在某一领域确定的强势身份影响扩展到相关或无关的领域。[xxxix]转引自马俊驹、张翔：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例，《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均不具有无条件的合理性，当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研究两者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可以接受自由、效率、公平等价值衡量。从私人自治出发，每个人都有发展和完善其个人人格的权利，同时也有权决定其人格要素的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美国司法的变性或越位被美国人民容忍（司法能动主义并无宪法上的成文根据），表明了美国民主文化和理性文化的深度融合。

[10]贝拉米教授打算在关于欧盟的民主、宪政和公民权的研究中弥补这一制度层面的不足[11]。然而，贝拉米在早期成名作《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中却主张一种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观，并特别强调程序的独立价值。贝拉米也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新概念的倚重。《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收录于后一本书中的著名论文《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田飞龙：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载《学海》2013年第2期。输入环节关注的是主体性要素，即谁参与了给定的决策程序，政治程序在这一环节占优，能够包容尽量广泛的不同群体和意见。

他以弹性护栏喻指国家的法律干涉，已经埋下了将无支配的干涉视为一种自由形式的理论伏笔。当然，对于既无成文宪法、又无宪法性的司法审查的英国，议会主导的民主决策成为英国人本能性的政治想象，英国社会最重要的权利冲突自然应该在这样正当而有效的民主决策程序中获得展开和解决。二者均与现实民主体系中的政党政治有关[31]。然而，这一共和主义的路径在伦理性高度上并不低于他曾痛加批评的伦理自由主义。

[41]更关键的是，常态政治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学上的判断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上的认同与想象的建构问题。[10] Bellamy, p.263. [11] Bellamy, p.263, note9. [12] Bellamy, pp.10-11. [13] Bellamy, p.15. [14] Bellamy, p.3. [15] Bellamy, p.4. [16] Bellamy, p.5. [17] Bellamy, p.5. 施米特在论及绝对的宪法概念的第三层含义时，也提出了动态宪法的概念：宪法=政治统一体的动态生成原则。前三章的证伪工作是围绕权利冲突的性质展开的。              内容摘要：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教授在《政治宪政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政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

在此意义上，笔者赞同贝拉米关于常态政治宪政主义的基本建构理路。但这远没有终结，因为作者在该书中只是通过理想类型的方法对法律宪政主义和政治宪政主义分别进行了证伪和证立，提出了政治宪政主义的抽象逻辑结构（包含规范基础和制度形式），但并未触及具体的制度分析和重构。

（3）关于权利的不同主张不仅仅是相反的，更是不可兼容和不可通约的。但贝拉米认为，这一权利至上的宪法观在现代宪政创建时期并非共识，属于后续的建构。

而积极自由则是一种肯定性的定义，要求道德和行动上的自主，这就必然与某种超越经验自我的预设自我相联系，而自由的目的不过在于实现这样一种具有同质化特征的预设自我，从而在政治实践上导引出积极的公民参与、公民教育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国家建构（法国大革命乃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即为适例）。这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他所谓的常态政治宪政主义的正面立场。由于理论建构主要是通过与伯林式的消极自由观的对话过程而完成的，因此在不断调试理论概念的过程中实际上与积极自由观之间产生了时强时弱的联系。这样，借助支配和干涉的复杂辨析，佩迪特对消极自由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这体现在自由的内容和国家行动的尺度上。二、权利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法律的还是政治的？ 贝拉米的这本书在结构上呈现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前三章构成了第一部分，侧重对法律宪政主义进行证伪。【本文原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系同期学报政治宪法学专题之一篇，其余为2篇译文（凯思·尤因的《政治宪法的弹性》和亚当·汤姆金斯的《政治宪法留下了什么》）和2篇论文（翟小波评陈端洪文和陈燕博士文）。

贝拉米的论证主要集中在政治哲学的进路上，其思想受到剑桥学派斯金纳等人的共和主义学术传统的影响。四、民主的保护性功能：平等化和实质性参与 作为政治理论家，尽管贝拉米没有深入英国宪政制度的内部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批评，但他关于政治宪政主义的理论建构还是触及了一般性的制度层面。

在第五章中，贝拉米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制度建构的规划：（1）公共理性。[20] 贝拉米明确反对将权利归于司法处境，相反，他将之归于政治处境（the circumstances of politics）

在贡斯当的理论中，君主是中立性权力的承载，他所担当的不是白芝浩式的尊严部分的象征角色，而是一种具有宪法价值的第四种权力，即超脱于宪法建构的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对宪法运行之均衡性起调节与监督作用的权力，其主要特点是：（1）权威性。正是从魏玛代议制表现欠佳而德国的内外处境又极其危急的历史缝隙中，施米特开始了自身关于德国版的政治宪法理论的建构。

[70]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模式中，司法政治化所带来的对司法审查权之正当性的质疑也非常突出，只是施米特写作时新政和战后民权运动还未展开，比克尔的反多数难题还未获得总结和深化。[1]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政治决断，实定宪法的存在和内容不取决于具体的法律形式，在存在意义上与特定的政治统一体同在，实定的含义并非规范的实定性，而是意志的实定性。与过去五十年里建立的统计学的精确计算相比，通过万众欢呼，通过某些不言自明的事情，譬如一目了然、无可否认的表现，人民的意志同样能够得到表达，甚至表达得更好。

魏玛时期的施米特可列入施托莱斯上述伟大思想路标的现代名单之中，是魏玛宪法的危机的思想先兆。一亿个私人的一致意见既不是人民的意志，也不是舆论。

施米特的实定宪法概念是其宪法概念讨论的总结，最能体现其政治概念对宪法概念的影响。……辩论需要以共同信念为前提，需要有被人说服的意愿，需要独立于党派关系和摆脱私利。

由于基本否认魏玛宪法中作为民主分支的议会和作为司法分支的法院的宪法功能，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尽管在概念清晰性和理论反思性上属于上乘之作，但却在政治实践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施米特的民主同质性概念受到卢梭的启发。

其中，政治宪法理论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先期出版的《政治的概念》（2004）[1]、《政治的浪漫派》（2004）[2]和《宪法学说》（2005）[3]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问题是，施米特的民主的同质性是制度的结果还是制度的前提？如果同质性是制度的前提，是客观存在的，且可以由先知预先获得，则民主程序本身将丧失实质性，成为先知启蒙和说服大众的过程。[74] 因此，承载民主同质性或作为施米特绝对宪法意义上的决断者的适格主体就不可能是人民自己，而是总统。[16] 国家不幸诗家兴，因为诗家是对个人心灵负慰籍责任的人文学者。

然而，施米特善于从处境中发掘时代命题和特定需求，他的政治宪法理论在魏玛时期的宪法学术格局中独树一帜。所以，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其政治性存在的标志就是时刻回答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该问题的情境化的回答将表明政治统一体在政治上的存在性。

他以君主制的崩溃为例，认为如果君主需要在尊严之外为自己寻找某种存在的功能或理由，则君主制的精神已经死亡，君主制被抛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这个国家不是基于契约，其实是基于本质的同质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就是由此产生的。

施米特进而讨论了相对宪法，即指向宪法律的、纯粹规范论意义上的宪法。[22]在1926年的再版引论中，施米特对辩论进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 辩论指意见交流，其目的是通过论证某事为真理或正确而说服对手，或被人说服而认为某事为正确或正当。